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，北京城的菜市口，人山人海。
这不是赶集，也不是庙会，而是一场行刑。被处死的不是普通囚犯，而是曾经权倾一时、被皇帝亲口许诺“五年平辽”的蓟辽督师——袁崇焕。
史料记载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：“其时群论哗言，无知之良辈争啖其肉以食其恨。”
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：一个曾经手握尚方宝剑、统领天下最精锐边军的封疆大吏，被一刀刀剐干净，而围观的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扑上去，抢着吃他的肉。这种恨意，是演不出来的。那种刻骨的仇恨，不是官府能煽动出来的，那是真真切切地觉得——这个人该死，该千刀万剐。
但奇怪的是，仅仅过了一百多年，到了乾隆年间，这位被北京百姓生啖其肉的“汉奸”，却被乾隆皇帝亲自平反，被后世文人捧为民族英雄。金庸在《碧血剑》的后记里甚至说，袁崇焕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，他的英雄气概超过了任何虚构的人物。
从叛徒到英雄，从人人喊打到万众敬仰，这个反转太大了。
那么问题来了：袁崇焕到底是什么人？他究竟做了什么，让大明朝廷和北京百姓恨之入骨？又是什么，让后世对他推崇备至？
更重要的是——如果他没有死，带着他亲手打造的那支关宁劲旅继续与后金对抗，历史的走向会不会完全不同？
袁崇焕，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出生在广东东莞石碣镇。一个南蛮子，万里之外的岭南人，跟辽东八竿子打不着。他三十五岁才中进士，在明朝那会儿，这个年纪考中进士不算太晚，但也绝对算不上天才少年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个读书人偏偏喜欢军事。当县令的时候，别的县令忙着断案收税，他倒好，一有空就研究兵法，跟退伍老兵聊天，打听边关的事情。史料说他“好其兵法”，“以边才自许”。用现在的话说，这人有点不务正业，但偏偏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使命感——他觉得自己的舞台不在县衙，而在边关。
命运还真给了他这个机会。
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，袁崇焕入京朝觐，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——御史侯恂。侯恂慧眼识珠，举荐了他，于是这个广东书生被破格提拔为兵部职方司主事，紧接着又被派往山海关监军。
一个没摸过刀、没见过战场的文官，突然要去守天下第一雄关，换一般人早就腿软了。但袁崇焕不是一般人。他不仅没害怕，反而兴奋得不行。史料记载他“单骑出关”，一个人骑着马跑出去巡视了一圈，回来以后拍着胸脯说：“予我军马钱谷，我一人足守此。”
这话说得，既狂又硬气。
但真正让袁崇焕脱颖而出的，是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。
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年）努尔哈赤起兵以来，明军被打得最惨的一段时间。萨尔浒之战，四路大军全军覆没；辽阳、沈阳相继沦陷；广宁之战，十几万大军一触即溃。努尔哈赤的铁骑就像一阵飓风，所过之处，明军望风而逃。关外的土地，一块接一块地丢了，山海关成了最后一道防线。
朝堂上的大佬们，大部分人的想法是：退守关内，保住北京再说。
但袁崇焕不同意。
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写进各种史书的话：“保关内必守关外，保关外必守宁远。”
宁远，就是今天的辽宁兴城，一个当时不起眼的小城。但袁崇焕看中了这个地方——它背靠山海关，前扼辽西走廊，是后金南下的必经之路。只要宁远在手，后金的铁骑就迈不过这道坎。
孙承宗支持了他。孙承宗是谁？天启皇帝的老师，东林党的元老，当过兵部尚书，是当时明朝最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之一。有孙承宗撑腰，袁崇焕开始在宁远大兴土木，加固城墙，训练士兵，打造红夷大炮。
天启六年正月，努尔哈赤来了。带着六万精锐，号称十三万，直奔宁远。
这是袁崇焕的第一场大考。
那时候的袁崇焕，手头有多少兵？不到两万。对手是谁？打了一辈子仗、从无败绩的努尔哈赤。这仗怎么打？
袁崇焕的选择是——死守。
他把所有百姓撤进城里，坚壁清野。城墙上架起红夷大炮，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，射程远、威力大，一炮下去，“炸得粉碎”。他还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城楼上，摆出一副“城在人在、城亡人亡”的架势。
战斗打得很惨烈。后金军的攻城车被大炮轰成碎片，但后金的士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架起云梯往城墙上爬。袁崇焕亲自督战，身负重伤，史料记载他“两肋如猬，赖有重甲不透”——箭射得像刺猬一样，幸亏盔甲厚，没穿透。
但这个人硬是没退一步。
最后，后金军撑不住了。红夷大炮的威力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，他的士兵在城墙下成片成片地倒下。更要命的是，努尔哈赤本人也在攻城时受了伤。
这一仗，明军赢了。史称“宁远大捷”。
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第一次败仗，也是明军对后金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胜利。消息传到北京，朝野震动，天启皇帝高兴得不得了，立刻升袁崇焕为辽东巡抚。
几个月后，努尔哈赤死了。有人说是宁远之战受的伤引发的，也有人说是因为打了败仗气病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努尔哈赤的死，跟宁远之战脱不了干系。
袁崇焕一战成名。
努尔哈赤死了，但他的儿子皇太极比老子更难对付。
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五月，皇太极亲率大军，再次进攻宁远和锦州。这就是“宁锦之战”。
皇太极比努尔哈赤狡猾。他不急着硬攻，而是先围住锦州，想把宁远的明军引出来打野战——后金骑兵最擅长的就是这个。只要明军离开城墙，在平地上对上后金的铁骑，那基本就是送菜。
但袁崇焕不上当。他命令祖大寿、尤世禄率领精锐骑兵，绕到后金军背后，跟城上的火炮形成夹击之势。你要打野战？好，我给你打，但不是你想的那种打法——我出城，但我不走远，就在火炮的射程之内跟你打。
这一招太狠了。后金军冲到城下，城上的大炮轰；后金军退出去，城外的骑兵追。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皇太极被打得一点脾气没有。
打了二十多天，后金军伤亡惨重，最后不得不撤军。史称“宁锦大捷”。
两次大捷，都是袁崇焕指挥的。这个广东书生，用两场硬仗证明了自己——他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，他是真能打仗的。
但袁崇焕的麻烦，不在战场上，而在朝堂上。
宁锦大捷之后，魏忠贤的阉党开始排挤他。原因很简单——袁崇焕是东林党的人，是孙承宗提拔起来的，跟魏忠贤不是一路。你打了胜仗，功劳算谁的？算你袁崇焕的，那魏忠贤的脸往哪儿搁？
于是袁崇焕被逼辞官，回了老家。
一个刚打了大胜仗的将领，就因为得罪了太监，被赶回了家。这就是天启朝的荒唐。
天启七年八月，天启皇帝死了，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台。
崇祯一上台就收拾了魏忠贤，然后立刻想到了袁崇焕。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四月，袁崇焕被重新启用，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督师蓟辽、兼督登莱天津军务。
这是个什么概念？整个北方边境的军事力量，几乎都交到了袁崇焕手里。
崇祯对这个广东书生寄予厚望。他召见袁崇焕，问了一个所有皇帝都会问的问题：“卿平辽当用何策？”
袁崇焕的回答，让崇祯皇帝兴奋得差点跳起来：“五年，五年之内，臣当平定辽东。”
五年！这个承诺太大了。要知道，从努尔哈赤起兵到现在，已经十多年了，辽东越打越烂，土地越丢越多。现在有人拍着胸脯说五年就能搞定，崇祯能不高兴吗？
但袁崇焕自己心里清楚，这话说得太满了。出了宫门，有同僚问他：你真能五年平辽？袁崇焕笑了笑，说了句大实话：“圣心焦劳，聊以相慰耳。”
——皇帝太焦虑了，我安慰安慰他而已。
这句话，后来要了他的命。
袁崇焕上任之后，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——杀了毛文龙。
毛文龙是谁？东江镇总兵，左都督，挂平辽将军印。这个人的来历很有意思：浙江杭州人，早年考武举不中，后来投奔李成梁当亲兵，一步步爬了上来。
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，毛文龙干了一件大事——他率领两百多人，深入敌后，奇袭镇江（今辽宁丹东），活捉了后金将领佟养真。佟养真是谁？康熙皇帝的姥爷。毛文龙这一仗，直接把后金朝廷的一个外戚家族给端了。
这一仗之后，毛文龙被提拔为东江镇总兵，驻守皮岛（今朝鲜椵岛）。皮岛的位置非常关键，在鸭绿江口外的海上，正好卡在后金的后背。毛文龙在岛上招揽辽东汉民，训练士兵，巅峰时期有五六万人马。他经常派小股部队登陆，骚扰后金的后方，搞得皇太极寝食难安。
毛文龙的战略价值，在于“牵制”。他不是能正面打败后金的主力，但他的存在，让后金不敢倾巢而出。因为一旦后方空虚，毛文龙就会上岸搞事。皇太极想打山海关，就必须先解决毛文龙这个后顾之忧。
但袁崇焕不这么看。
在袁崇焕眼里，毛文龙是个问题。第一，毛文龙不听调不听宣，拥兵自重，俨然一方军阀。第二，毛文龙在皮岛搞海上贸易，跟登莱、天津的商人做生意，囤积了大量财富。第三，也是最要命的——袁崇焕想跟后金议和，但毛文龙一直在背后搞事，议和就议不成。
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六月初五，袁崇焕以阅兵为名，来到皮岛附近的双岛，把毛文龙叫来见面。席间，袁崇焕突然翻脸，当众宣布毛文龙的十二条罪状，用尚方宝剑将其斩首。
这件事，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毛文龙该不该杀？争论了几百年，到现在也没个定论。
有人说毛文龙罪有应得。他贪墨军饷，冒领军功，贩卖私货，甚至还跟后金暗通款曲。后来清宫档案里发现了几封毛文龙跟后金的书信，其中一封写着“若是你取山海关，我取山东，两方夹击，则大事顿成矣”——如果这是真的，那毛文龙就不是一般的跋扈，而是实打实的叛国。
但也有人说毛文龙是被冤枉的。那些书信可能是伪造的，可能是后金的反间计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毛文龙有这样那样的毛病，他毕竟是抗金的前线将领，手握数万兵马，牵制着后金的侧翼。袁崇焕杀他，等于自毁长城。
不管怎么说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：毛文龙一死，东江镇就散了。他的部下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等人后来全部投降了后金，还给后金带去了最先进的火器技术。后金从此有了炮兵，战斗力上了一个大台阶。
更致命的是，毛文龙死后，后金的后顾之忧解除了。皇太极可以放手对付明朝了。
毛文龙被杀三个月后，皇太极果然动手了。
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十月，皇太极率大军绕道蒙古，从喜峰口破关而入，直扑北京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己巳之变”。
袁崇焕得到消息，大惊失色。他立刻率军千里驰援，日夜兼程赶往北京。史料记载他“甫闻变即千里赴救”——一听到消息就出发了，一刻都没耽搁。
袁崇焕赶到北京的时候，皇太极的军队已经打到城下了。袁崇焕在广渠门外扎营，跟后金军打了一场硬仗。他亲自冲锋陷阵，“身中数箭”，还是不肯退。
仗是打赢了，但袁崇焕的麻烦也来了。
北京城里，流言四起。有人说袁崇焕故意放后金军进来的，有人说是他勾结皇太极逼朝廷议和的，还有人说他是想“引敌胁和，将为城下之盟”。这些流言像毒蛇一样钻进崇祯的耳朵里。
更要命的是，皇太极在这个时候使了一招反间计。他故意让被俘的太监听到“袁崇焕跟我们约好了”之类的话，然后把这个太监放了回去。太监回到宫里，把这话告诉了崇祯。
崇祯信了。
十二月初一，崇祯召袁崇焕入宫。袁崇焕以为是要商量军务，去了才知道——被逮了，直接下狱。
袁崇焕被关起来以后，他的部下祖大寿吓得魂飞魄散，带着部队就跑了。崇祯没办法，只好让狱中的袁崇焕写亲笔信，把祖大寿叫回来。
袁崇焕写了。祖大寿回来了。
这件事说明什么？说明袁崇焕在军中的威望高到了什么程度——他已经被关进死牢了，但他的手下还听他的。
崇祯三年八月，袁崇焕被凌迟处死。罪名是“专戮大帅、擅款通敌”。
他的家人被流放三千里，家产被抄没。
如果袁崇焕不死，历史会怎样？
这不是一个随便的假设。因为袁崇焕手里，确实有一支当时明朝最强的军队——关宁军。
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在哪里？不在北京，不在南京，在九边。九边是哪九边？从东到西，辽东、蓟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、延绥、宁夏、固原、甘肃，这九个边防重镇。其中最能打的，是辽东镇。
辽东镇的兵，常年跟蒙古和后金打仗，实战经验丰富，装备最好，饷银最高。袁崇焕在宁远和宁锦两场大捷里，靠的就是这支军队。
如果袁崇焕没有被杀，关宁军还在他手里，会发生什么？
第一种可能：他真的能守住辽东。
袁崇焕的战略，其实很清晰——以守为主，以战为辅，不轻易跟后金打野战，靠坚固的城池和先进的大炮消耗对方。这个战略，从宁远之战到宁锦之战，证明是有效的。后金骑兵再厉害，也攻不破有红夷大炮防守的城池。
袁崇焕还有一个更大的战略构想——议和。
别误会，这个议和不是投降，而是以和促战，争取时间。袁崇焕很清楚，明朝的国力在消耗，后金的国力也在消耗。只要能稳住几年，让明朝缓过一口气，局面就可能逆转。他派喇嘛去后金谈判，跟皇太极书信往来，目的就是这个。
但议和这件事，在当时是犯忌讳的。谁提议和，谁就是秦桧。袁崇焕不敢公开说，只能偷偷摸摸地做，结果反而授人以柄。
如果袁崇焕不死，继续推行他的战略——守住宁锦防线，用火炮消耗后金，同时秘密议和争取时间——后金要想突破山海关，几乎不可能。皇太极后来之所以能绕过山海关进犯京畿，靠的是蒙古部落的配合。但如果袁崇焕在，以他的战略眼光，很可能提前布局，堵住蒙古方向的缺口。
第二种可能：他不会犯那些低级错误。
袁崇焕最大的错误，不是打了败仗，而是犯了忌讳。他对崇祯说“五年平辽”，转头又跟同僚说“安慰安慰他”，这是欺君。他杀了毛文龙，不管毛文龙该不该杀，杀一个正一品武将是大事，他居然先斩后奏，这是擅权。他跟后金议和，朝廷不知道，这是通敌。
这些事，桩桩件件都是死罪。崇祯杀他，从法律上说，确实有依据。
但问题是，这些错误，很多是可以避免的。如果袁崇焕不那么急，不那么狂，不那么自以为是，他完全可以用更稳妥的方式做事。他太想快速解决问题了，结果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。
第三种可能：就算他活着，也改变不了大局。
这种观点也有道理。
明朝的问题，不在边关，在朝廷。天启朝的阉党，崇祯朝的党争，文官集团的内耗，皇帝的多疑——这些内部问题，比后金更致命。
崇祯这个人，说他勤政是真的，说他刚愎自用也是真的。他十七年里换了五十个大学士，杀了十一个总督巡抚。这样的皇帝，你能指望他信任谁？
就算袁崇焕这次没死，下次呢？下下次呢？以崇祯的性格，袁崇焕早晚得死。不是今天，就是明天。
再说，明朝的大势已经坏了。财政崩溃，土地兼并，流民遍地，李自成、张献忠的起义军已经在陕西、河南活动了。就算袁崇焕在辽东撑住了，后院也会起火。
袁崇焕死后，他的贴身侍卫佘义士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——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偷回了袁崇焕的头颅，埋在自己家的院子里。
佘义士在袁崇焕的坟前立下誓言：佘家子孙世世代代为他守墓。不许回南方老家，不许做官，不许围观热闹，每一代的长子必须为大帅守墓。
这个誓言，佘家守了三百多年。
从崇祯三年到清朝灭亡，从民国到新中国，佘家的后人一代接一代，守着那个埋在地下的头颅。即使在最动荡的年代，他们也没有离开过。
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，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，说他是“虽与我朝为难，但尚能忠于所事”。乾隆还派人找到了佘家的后人，给他们修了新的坟墓。
但佘家的人没有走。他们继续守着。
这个细节，让我很感慨。
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有没有通敌？他该不该杀毛文龙？他五年平辽的承诺是不是吹牛？这些问题，可能永远没有标准答案。
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——他让他的士兵和部下，愿意为他拼命，愿意为他守墓几百年。一个将军能做到这一点，足以说明很多东西。
如果袁崇焕没有死，他会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？
也许他会想起刚到辽东的时候，一个人骑着马出关巡视，回来拍着胸脯说“我一人足守此”。那时候的他，意气风发，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一切。
也许他会想起宁远之战的那个夜晚，后金军的箭像雨一样落下来，他的盔甲上插满了箭，但他没有退后一步。那时候的他，觉得自己在保护身后的千万百姓。
也许他会想起被崇祯召见的那一天，皇帝问他“五年平辽”，他一咬牙说了大话。那时候的他，大概知道自己说过了头，但他没有别的选择。皇帝需要一个承诺，边关需要一个支撑，他只能把自己架上去。
也许他会想起双岛的那个早晨，毛文龙跪在他面前，他掏出尚方宝剑，宣布十二条罪状。那时候的他，大概也犹豫过，但他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。
也许他会想起被关在狱中的日子，崇祯让他写信叫祖大寿回来，他写了。那时候的他，大概已经知道自己必死，但他还是做了该做的事。
然后，在八月十六日的那天，他被押上刑场。
他看到了那些争着要吃他肉的人。那些人的眼里，满是仇恨。他不知道这些人在恨什么，但他知道，自己已经无法解释什么了。
袁崇焕的故事，是一个关于才华与性格、理想与现实、信任与猜忌的故事。
他有才华，有胆略，有战绩。宁远、宁锦两场大捷，是明朝对后金少有的胜仗。他的战略眼光，他的军事才能，他的个人魅力，都是那个时代少有的。
但他也有致命的弱点：他太急，太狂，太不把规矩放在眼里。他以为只要结果是对的，过程可以不计手段。他不知道，在那个时代，过程比结果更重要。他不知道，皇帝的猜忌比敌人的刀剑更致命。
如果他不死，历史会怎样？
这个问题，其实没有标准答案。但我倾向于相信，如果他活着，至少辽东的局面不会崩得那么快。关宁军还在他手里，后金就很难突破山海关。就算最后明朝还是会亡，但至少不会亡得那么快，那么惨。
可惜，历史没有如果。
崇祯杀了他，然后明朝也亡了。杀袁崇焕的时候，崇祯大概以为自己是在除奸。等他上吊煤山的时候，大概已经明白了——他杀的不是奸臣，是他自己最后的机会。
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。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梁启超在《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》里的一句话：“使袁督师而在也，雷池一步，敌其能飞渡耶？”
——如果袁督师还在，那道防线，敌人能飞过去吗？
没人能回答了。但佘家的守墓人，还在那里。
三百多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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